古代的帽子与鞋子也是利用树叶、兽皮等材料制作而成这同样可以从

古代的帽子与鞋子也是利用树叶、兽皮等材料制作而成，这同样可以从民族学的资料中找到证明。东北曾经有过一首民谣：“关东山，三件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乌拉草的用途是填充在冬季的保暖鞋——中，而就是用一块牛皮做成的，这种鞋今天恐怕见不到了。它和最早的鞋子大约一脉相传，都是用一块皮子包在脚上。清代的《云南志略》一书中记载：古代的僚人用桦树皮制作帽子；阿昌族人用竹子做帽子，上面还要包上熊皮；南方的人们则多用草来编织鞋子。这种做法，直到现在仍然存在。

大自然给予人们的生活资料无比丰富，除了使用兽皮以外，人们还注意到其他的一些天然物品也可以利用来做衣服。在南方，一些有韧性的树皮也被充分利用，如台湾的高山族同胞就曾经以槠树或构树皮制作树皮布。他们在夏季用石刀把树皮从槠树或构树上剥下来，因为这时的树皮含水分多、柔软、容易剥取，也利于加工制作。加工的过程很细致：先要用力捶打树皮，去掉上面的杂质；然后再把它揉软；最后晒干。云南西双版纳的基诺族人和傣族人用箭毒树的树皮做树皮布，他们也是先剥下树皮，然后将它在水中浸泡多时，再将它捣烂并漂洗干净，剩下的纤维就可以用来做衣服，如头巾、腰裙、外衣等。戴冠饰簪人头像紫绣绢利用植物纤维，是人类发明纺织业的根本，这条道路自然是从人们懂得捻线那一步开始的。在五千至八千年前的属于河姆渡、庙底沟等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古代人类居住遗址中，都曾经发现大量的各种形制的纺轮。这些纺轮有石制的，也有陶制的。它们的构造很简单，在石制或陶制的轮盘中央，插上一根纺杆，纺杆上方有一个倒钩，这就形成了一件使用历史最长的纺织工具。使用时，先用手搓出一条线头，把它拴在纺杆的底部，并绕在纺杆上；然后将纺轮垂下，新石器的纺轮（上残）使它转动，就可以利用转动将纤维均匀地纺成线了。操作者只要一面转动轮盘，一面将丝、麻、毛等纤维续进去，就可以纺出长长的线来。这种小小的工具，又是人类文明进化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标志着人类创造机械的开始。可能当时人类已经注意到了圆的转动，了解到圆与转动的机械效能，也就知道了轮子的使用，这使人类掌握了省力的方法，懂得了利用机械工具来更好地向自然索取，因而极大地加速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纺轮、车轮与制陶用轮，应该是人类最早使用的机械工具之一，有了它们，才有了现代文明的一切成就。从这一点出发来评价服装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伟大作用，是怎么赞美也不会过分的。

在各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如此之多的纺轮，正说明当时纺线已经成为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如此大量的纺线活动，自然不会只生产一些用于缝纫的线绳。在今天，一些农村还有类似的纺轮使用，一个熟练的妇女，一天可以纺出半斤以上的细线，大约有数千米长。原始先民的生产力可能不会与此相差太多，据此推断，这时纺出的大量线应该是用于纺织，织出新的服装面料——纺织品。就这样，一个新的服装世界由此渐渐地拉开了帷幕。

在少数民族中保留下来一些十分简陋的织布机，它们就是原始织布机的影子。例如：在南方的黎族、佤族、高山族、基诺族、布朗族等民族居住地区里，都可以找到一种席地使用的水平式腰机。这种腰机是由几根粗细不等的圆木棒构成。用它织布时，要席地而坐，彩陶盆上的舞人纹饰把经线的一端拴在腰间，另一端拴在一根木棒上，其他的木棒穿过经线；织布者双脚伸直，踏住拴经线的木棒，然后用梭子来回穿过经线，用木刀把纬线打紧，织成布匹。

世纪年代，在云南晋宁石寨山的滇国文化遗址曾经出土一件用青铜制作的贮贝器。在这件贮贝器上雕铸出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其中就有一些用席地式水平织机织布的妇女。这些妇女有的在用纬刀用力打纬，有的正在来回抛梭子，有的双手握刀向前剔经线。这些动作都是织布的基本动作，把它们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原始纺织过程，仿佛一系列静止的录像场面。原始人们使用的早期织机，估计与此原理基本相同。

布帛纺织技术的灵感是怎么得来的呢？根据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它很可能是来源于编织技术的产生。可能在上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已经开始了用树枝、草茎来编织筐、篮、席子等器物的生产活动。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陶器的发明，可能是源于这样一个过程：原始人先编织了筐篮，而后又在筐篮上涂抹陶土，堵塞空隙；在偶然的情况下，这样的筐篮被火烧了，使得陶土浆形成的外套烧成了坚硬的陶器。所以说，编织工艺应该是非常古老的一种技艺。直至今日，东北的鄂伦春族人还不会织新石器时期玉人布，但是他们却能用柳条编织门帘，用马尾绳编织鞍垫等，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编织技术的产生要早于纺织技术。在新石器文化时期的仰韶文化半坡遗址中，曾经发现底部保留有席子条纹的陶器残片，它是当时编织工艺的具体证明。

更重要的是，距今五六千年前的陕西省临潼姜寨、华县泉护以及河南省陕县庙底沟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都曾经在出土陶器的底部发现了布纹的印痕。这是由于在当时制作陶器，使用麻布垫底，布的纹理便留在了陶器上，可见那时候布已经不是罕见的贵重物品了。在庙底沟等地陶器上发现的布纹是一种十分粗疏的布帛留下的，在每平方厘米中只有根经线与根纬线，正像汉代《淮南子·汜论训》中所说的；“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意思是；伯余最初制作衣物时，用麻的纤维织布，在手指上挂上经线，织成的布像网一样粗疏。在时代与此相近的浙江省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中，曾经发现用苘麻纺的双股线；同时这里还出土了木制的纺车与织机零件，如打纬刀、梳理经线用的长条木制齿形器、两端带有缺口的卷布轴等，这些器物经用碳-测定年代，距今大约七千年。

在稍晚于河姆渡时期的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中，出土了当时编织的双股经线的罗地葛布，布面上用圈绕的方法织出了罗纹。这种葛布的经线密度为每平方厘米根，纬线密度为每平方厘米～根，花纹部分可以达到根纬线，它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最早葛纺织品。藤葛最初是野生植物，后来由人工栽培，人们在收割藤葛后用热水煮烂它，就可以剥出葛纤维。葛布疏薄轻凉，适合在夏天穿用，正如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五蠹》中所说，当时的贵人是“冬日豹裘，夏日葛衣”。

在距今约五千年的浙江省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苎麻纺织物的残片，包括麻布与细麻绳等，其中的平纹麻布，经线与纬线的密度达到每平方厘米～根，甚至有些达到经线根、纬线根。这样的密度与现代的细麻布很接近，比吴县草鞋山遗址中双股经线的罗地葛布在织造技术上更为进步。在南方的一些原始部族中，还开始利用木棉、棉花等植物纤维纺织。在距今约三千二百年的福建省崇安武夷山船棺葬内，发现了青灰色的联核木棉布，它的经纬密度各为每平方厘米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