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
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昔唐尧茅茨土阶，夏禹恶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复可行于今。汉文帝惜百金之费，辍露台之役，集上书囊以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锦绣綦组妨害女工，特诏除之，所以百姓安乐。至孝武帝，虽穷奢极侈，而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动。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于时代差近，事迹可见。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臣闻昧旦丕显，后世犹怠，作法于理，其弊犹乱。陛下少处民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
现在处于天下大乱之后，民生极度凋敝，人口仅相当于隋朝的十分之一。然而，如今徭役仍然很多，一个家庭里面兄长才回到家，弟弟又不得不离开了，并且往来征程几千里，一年四季，没有休止。陛下虽然仁德，每每下令减轻徭役，可是有些部门还是按计划需要不断征派百姓去服劳役。官府减轻劳役的文书不断下达，可是，百姓服役的征程依然如故。我常常去访问民间疾苦，这四五年来，老百姓之中已有很多抱怨之辞了，他们认为陛下不体恤、爱抚百姓。过去，舜让官吏住在茅草屋中，大禹以饮食丰美为恶。这些节俭的美德，我知道已不可能在当今推行。汉文帝顾惜百万资金，停止修建露台，他收集大臣们上疏用的布来做大殿的帷幕，不让他宠爱的慎夫人的衣裙长得拖到地上。汉景帝认为织锦刺绣有害于女工，于是下令解散官府的作坊，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汉武帝虽然穷奢极欲，但还是继承了文帝、景帝的遗风，所以民心没有动摇。如果汉高祖之后就是武帝即位，那么汉代的江山必定不会保全。这些事离我们比较近，所以事迹还清晰可见。现在，京城和益州等地正在大兴土木，各位王爷、妃嫔的服饰也极其精美，民间的舆论都认为这太奢侈。我听说勤奋早起而功业盛大显赫的君主，后代还会因循懈怠；制定合乎常理的法令，久而久之还会出现弊端、产生混乱。陛下年少时，生长在民间，知道百姓的辛苦。前代的成败，陛下也看在眼里，尚且这样做；而太子生长在宫中，养尊处优，不知民间疾苦，将来即位之后，可想而知，情形堪忧啊。
臣窃寻往代以来成败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当修之于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则无益也。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是以殷纣笑夏桀之亡，而幽、厉亦笑殷纣之灭。隋帝大业之初，又笑周、齐之失国，然今之视炀帝，亦犹炀帝之视周、齐也。故京房谓汉元帝云：“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此言不可不戒也。
我考查历代兴衰的历史，发现只要百姓心生怨恨，聚众闹事，国家没有不很快灭亡的，君王即使悔过，一般也都追悔莫及。如今，改进政治教化，应当在还有改进余地的时候进行，如果发生变故，就来不及了。君主一般都认为，前代的灭亡是咎由自取，不知道自己也会犯这样的过失。所以，商纣王嘲笑夏桀的灭亡，周幽王、周厉王嘲笑商纣王的灭亡。隋代开国之时，又讥笑周、齐失掉江山。现在，我们也这样评价隋代，殊不知今日看待隋代，犹如隋代看待周、齐一样。所以，京房对汉元帝说：“我害怕后世看待现在，犹如现在看古代啊。”这句话不可不引以为戒。
往者贞观之初，率土霜俭，一匹绢才得粟一斗，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忧怜之，故人人自安，曾无谤。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余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忧怜之，咸有怨言。又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惟在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向使洛口、东都无粟帛，即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众。但贮积者固是国之常事，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若人劳而强敛之，竟以资寇，积之无益也。然俭以息人，贞观之初，陛下已躬为之，故今行之不难也。为之一日，则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劳矣，而用之不息，倘中国被水旱之灾，边方有风尘之警，狂狡因之窃发，则有不可测之事，非徒圣躬旰食晏寝而已。若以陛下之圣明，诚欲励精为政，不烦远求上古之术，但及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
太宗曰：“近令造小随身器物，不意百姓遂有嗟怨，此则朕之过误。”乃命停之。
以前贞观初年，天下普降霜灾，农业歉收，一匹绢只能换一斗粟，但天下依然太平。百姓知道陛下非常关心、爱怜他们，所以人人自安，从无诽谤抱怨之辞。近五六年来，连年丰收，一匹绢可以换十几石粟，然而，百姓认为陛下不关心、爱怜他们，颇有怨言。这是由于徭役过重，加上如今朝廷兴办的事务，许多都是无关紧要的缘故。自古以来，国家兴亡不在于国家积蓄的多少，而在于百姓的苦乐。从近代的史实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隋朝在洛口贮存粮食，后来却被李密所用；在东京堆积布帛，结果被王世充占有；西京府库中的财物也被大唐所用，至今还未用完。如果当时洛口、东京没有粟帛，那么王世充、李密就不可能在那里招聚民众。当然，贮积钱粮财物本是国家的常事，只有百姓衣食有余，才可能去征收。如果百姓劳苦却强行搜刮，最后还是帮了贼寇的忙，所积聚的财物并没有起到好的作用。不过，推崇节俭，与民休息，在贞观初年，陛下已经亲自实行过，所以如今实行起来也不会困难。只要实行一天，百姓就会知道陛下的心意，大家就会欢欣鼓舞了。如果百姓已经很劳苦了，但朝廷还是不停地役使他们，一旦中原发生水旱之灾，边境有风尘之警，狂悖狡黠的人就会乘机作乱，那么就会有不可预测的事情发生，其后果不仅仅是使陛下晚进餐、迟睡觉这么简单了。以陛下之圣明，如要励精图治，不用远求上古圣哲的办法，只要像贞观初年那样做，那么天下就很幸运了。
唐太宗听后，面露愧色地说：“最近，我叫工匠制造随身携带的小器物，没想到引起了百姓的叹息抱怨，这是我的过错。”于是，他下令停止制造。
《奢纵第二十五》记录了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论述时政的一篇奏疏，文中指出了在贞观中期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希望引起唐太宗的注意，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如上疏指出当时徭役的状况是：“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而有司作既不废，自然须人，徒行文书，役之如故。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他还提出解决的办法：“若以陛下之圣明，诚欲励精为政，不烦远求上古之术，但及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人有明珠，莫不贵重。若以弹雀，岂非可惜？况人之性命甚于明珠，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网，径即受纳，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弹雀，何况性命之重，乃以博财物耶？群臣若能备尽忠直，益国利人，则官爵立至。皆不能以此道求荣，遂妄受财务，赃贿既露，其身亦殒，实可为笑。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劳役无度，信任群小，疏远忠正，有一于此，岂不灭亡？隋炀帝奢侈自贤，身死匹夫之手，亦为可笑。”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一个人有了明珠，没有不珍惜的，如果用它去打麻雀，岂不可惜？何况，人的性命远比明珠贵重得多，如果看到了金银钱帛，就不怕法网，立即收受，这不是以身试法，不爱惜性命吗？明珠乃身外之物，尚且不能用来打麻雀，何况性命更为贵重，能用它来换取财物吗？臣子们如能竭尽忠直，有益于国，有利于民，那么官爵自然会随之而至。如果不能用正当的办法来获取功名，而从事违法的勾当，一旦赃贿暴露，将自身难保，这实在可笑啊！帝王也是如此。如果只是尽情放纵取乐，无限度地征发劳役，信任小人，疏远忠正之人，只要做了这其中一件坏事，岂有不亡国的道理？隋炀帝就是这样，他奢侈无度还自以为贤明，最后身死于匹夫之手，的确非常可笑。”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削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规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诗》云：‘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固非谬言也。昔秦惠王欲伐蜀，不知其径，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便金。蜀王使五丁力士拖牛入蜀，道成。秦师随而伐之，蜀国遂亡。汉大司农田延年赃贿三千万，事觉自死。如此之流，何可胜记！朕今以蜀王为元龟，卿等亦须以延年为覆辙也。”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曾经说过，贪婪的人不知道如何爱惜财物。像五品以上的官员，他们高官厚禄，一年所得的财物，数目就非常大。即使接受别人的贿赂，数目也不过几万。然而，一旦丑行暴露，就会被革去官职和俸禄，这样做，哪里是爱惜钱财呢？他们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过去，鲁国的丞相公仪休很喜欢吃鱼，但从不接受别人进献的鱼，因此，他得以长期享受鱼的美味。国君贪婪，必定亡国；臣子贪婪，必定丧命。《诗经》上写道：‘大风刮得迅猛，贪心的人败坏家族。’所言不虚啊！过去，秦惠文王要攻打蜀国，但不知道蜀国道路有多宽，于是，他叫人刻了五头石牛，并把金子放在石牛身后。蜀国人看见了，以为石牛可以排出金子。蜀王便叫五个大力士把石牛拖到蜀国去，由秦入蜀的道路就这样被开辟出来了。于是，秦国大军尾随而至，灭掉了蜀国。汉代，大司农田延年接受贿赂三千万，事发后他自杀身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现在以蜀王为警戒，你们也要记住田延年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