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按曾祖父母旧服齐衰三月请加为齐衰五月；嫡子妇旧服大功请加为
谨按曾祖父母，旧服齐衰三月，请加为齐衰五月；嫡子妇，旧服大功，请加为期；众子妇，旧服小功，今请与兄弟同为大功九月；嫂叔，旧无服，今请服小功五月。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旧服缌麻，请加与从母同服小功五月。
诏从其议。此并魏徵之词也。
现在，陛下认为尊卑之序虽制定完备，但丧礼制度还不合情理，令我们详加审议并进行修正。我们遵旨参考了经典、传记，进行了修改增删，使没有明文规定的礼仪变成条款，希望这会使人伦敦厚和睦，使日渐轻薄的民俗变得淳朴，有利于现在和将来。通读六经（即六籍，包括《诗经》《尚书》《礼经》《乐经》《周易》《春秋》）便无所不知，超越百王即可独得治国要领。
我们谨遵礼仪做了规定：如果曾祖母、曾祖父去世，过去服丧三个月，现在请陛下延长至五个月；嫡子的妻子，过去服丧九个月，现在请再延长；儿子的妻子服丧，请将过去规定的五个月改为九个月；嫂子、叔叔过去不服丧，现在请改为服丧五个月；弟弟的妻子和丈夫的兄弟也应服丧五个月；为舅舅服丧在过去只披麻戴孝，现在请规定同对待继母一样，服丧五个月。
看毕，唐太宗下诏通过此项议案。此议案的作者乃魏徵。
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太宗谓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间以生日可为喜乐，在朕情，翻成感思。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养，永不可得。仲由怀负米之恨，良有以也。况《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辰，遂为宴乐之事！甚是乖于礼度。”因而泣下久之。
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日，唐太宗对侍臣们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民间认为生日是可庆可贺的事情，但我却感慨万千。帝王君临天下，富有四海，可是如果只一味追求享乐，那么永远不会满足。仲由贫困时，常常到外面去为父母背米，他到楚国做官之后，富有万钟之粟，但那时他的父母去世了，再想尽孝心已不可能，所以他非常遗憾。《诗经》说：‘可怜我的父母，为养育我付出了多少艰辛啊。’怎么可以在父母生我这样艰难的日子，举办宴会，寻欢作乐呢？这不是与礼仪相违背吗？”说完，唐太宗便情不自禁地哭泣了许久。
太常少卿祖孝孙奏所定新乐。太宗曰：“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以是观之，实由于乐。”太宗曰：“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闻之则悲耳。何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能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尚书右丞魏徵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
太常少卿祖孝孙上奏新近制定的音乐。唐太宗说：“礼仪、音乐是圣人根据实际情况设立的，用来教化百姓，它们应该符合规范。同样，政治的好坏，难道不也因此而生吗？”御史大夫杜淹说：“前代的兴衰存亡，也跟音乐有关。陈后主灭亡，不就是因为奢侈荒淫、谱写《玉树后庭花》所造成的吗？齐东昏侯作《伴侣曲》，行旅之人听到，无不悲伤而泣，这乃是亡国之音啊。所以，国家的存亡，全在于音乐。”唐太宗不同意，说：“不是这样的，仅仅是声音怎么能感动人呢？快乐的人听到声音就会喜悦，哀伤的人听了就会悲伤。悲喜之情在于人心，并非是音乐造成的。即将灭亡的国家，百姓内心凄苦，听到哀怨的音乐，内心十分感动，就会愈加悲伤。相反，一首悲哀的音乐，怎么会使快乐的人悲伤呢？现在，《玉树后庭花》《伴侣曲》这些靡靡之音依然存在，我自己都可以演奏它们。但是，可以肯定，你们是不会悲伤的。”魏徵接着说：“古人说，礼仪是写在玉帛之上的，音乐是用钟鼓演奏出来的。音乐的关键在于人和，不在于音调。”唐太宗很赞同他的看法。
贞观七年，太常卿萧瑀奏言：“今《破陈乐舞》，天下之所共传，然美盛德之形容，尚有所未尽。前后之所破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臣愿图其形状，以写战胜攻取之容。”太宗曰：“朕当四方未定，因为天下救焚拯溺，故不获已，乃行战伐之事，所以人间遂有此舞，国家因兹亦制其曲。然雅乐之容，止得陈其梗概，若委曲写之，则其状易识。朕以见在将相，多有曾经受彼驱使者，既经为一日君臣，今若重见其被擒获之势，必当有所不忍，我为此等，所以不为也。”萧瑀谢曰：“此事非臣思虑所及。”
贞观七年，太常卿萧瑀上疏说：“歌颂陛下攻克刘武周的《破阵乐舞》在天下传颂，但此乐仍不足以形容陛下超世的武功和宏伟的业绩。陛下先后打败了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乱世枭雄，我愿意来写一写陛下无人可比的神勇。”唐太宗说：“我在天下纷争的乱世，为了拯救天下苍生，迫不得已，才征讨四方，所以有了这个舞蹈和音乐。然而高雅的音乐应该只陈述历史梗概，不宜把详情原原本本写出来。我看当今朝廷的将相，很多都曾受他们的驱使，毕竟曾经有过君臣关系，如果现在又看到他们被俘虏的情景，肯定会于心不忍。考虑到这些，所以我认为不可。”萧瑀道歉说：“这件事臣根本没有想到。”
在古代，儒学的理论是要通过制礼作乐来保证实施的。制定和修正各种礼乐制度，是历朝历代的大事情。正如本章所述：“礼所以决嫌疑，定犹豫，别同异，明是非者也。”处理的原则是“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由乎亲亲，以近及远”。处理各种复杂关系，如文中提到的皇亲与大臣，帝子与诸叔，父母之丧与巫书之言，儒道之尊与父母之尊等，做到上下有序，纲常稳固。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则易，终之实难。伏愿慎终如始，方尽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
